在此次東亞峰會上，“東亞共同體”成為各方談論的焦點。“東亞共同體”似乎創下了一個紀錄﹕從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正式提出，到東亞峰會上多國首腦使用、確認，前後僅經歷一個月左右。當然，此前東亞各國政界、商界和學界也一直用其他詞彙，如“東亞合作”、“東亞一體化”等來形容東亞各國建立緊密政治經濟聯繫的願景。

不過，對這個至少在詞面上屬於新生的概念，各方的界定仍存在分歧，其中最明顯的分歧就是各方對“東亞到底有多大”看法不一。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日前表示，他設想中的“亞太共同體”應囊括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國。作為“東亞共同體”的首倡者，鳩山卻沒有對“東亞共同體”的外延作出明確界定。此次系列峰會的東道主、泰國總理阿披實則表示，澳大利亞和日本的提議是對東盟的“考驗”(test)，東盟必須在加入更大的共同體之前加強自身整合。而此前，美國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曾表示，美國希望參與東亞共同體。

從表面上看，這種外延之爭與“東亞共同體”的形成條件有關。雖然鳩山認為“東亞共同體”應按照歐盟的形式建立，並在出席第64屆聯合國大會系列會議期間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談時強調了這點，但東亞合作與歐洲共同體的先天條件之間還是存在根本的不同。

當年的歐洲共同體是以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等國為核心開始醞釀的，這些國家擁有相似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政治經濟制度、文化與價值觀，而且歐洲長久以來存在著“歐洲協調”的歷史傳統，這種傳統建立在擁護歐洲聯盟的哲學思想之上。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共同體存在著某種“天然的界限”。直到今天，這種界限仍以“核心歐洲”、“老歐洲”等方式形成不同的心理存在。

而當今的東亞各國，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說，社會經濟制度不完全一樣，發展水平也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東亞”也好，“亞太”也好，與其說是文化意義上的共同體概念，不如說是地理的鄰近性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對外的“開放性”和對內的“非強制性”成為亞太地區加強合作的特點。亞太經合組織（APEC）就體現了這種充份的開放性。而萌芽中的“東亞共同體”，是否將成為“政治版”的APEC，即一個開放的對話框架，而非有一定封閉性、強制性的聯盟呢﹖

從更深層次角度看，外延之爭折射了有關各方對“東亞共同體”主導權的潛在爭奪。澳大利亞近年來與東亞的經貿聯繫日益密切，而該國孤懸南半球的地理位置和作為西方國家的心理定位，都使澳大利亞與東亞在政治與文化上存在一定距離。因此，將東亞“做大”，特別是拉美國進入“東亞共同體”，加強這一組織的開放性，符合澳大利亞的利益與自身定位。

日本的情況則略有不同。日本雖然朝野多有加強東亞合作的聲音，但也一度被認為對東亞一體化不甚積極。鳩山上臺後，日本高調提出“東亞共同體”概念，是日本意欲在東亞合作中重新佔據主動的一著棋。顯然，日本不願意放棄這種主動地位﹔而中國影響力的日益擴大與美國的進入無疑都將潛在地損害這種地位。不過，日本也不願意使融入東亞合作的努力損及日美關係。從這個角度上看，一面加強“美國缺席”的東亞合作，一面維持日美同盟和緊密合作關係，比較符合日本的利益。

對東盟來說，“以小博大”是推進東亞合作的最大意義所在。事實上，東亞峰會這個概念就是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提出的。東盟一方面將繼續建設開放性的地區合作機製，另一方面也將小心地使這種開放不至於損及東盟在東亞合作中的核心地位。

溫家寶總理在此次東亞峰會上指出，要遵循開放包容、循序漸進的原則，凝聚共識，深化合作，朝著建立東亞共同體的長遠目標不斷邁進。記者認為，“東亞共同體”成員的擴大應該採取積極謹慎態度，使東亞一體化既開放包容，又有效推進。